期刊目录
当前位置:期刊目录

    任文启:新形势下我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创新思考

    2017年09月24日 22:23 任文启 罗显斌 点击:[]

    新形势下我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创新思考

     

    任文启 罗显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省委贯彻落实《决定》的《意见》提出,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20169月至201612月,省司法厅基层处按照年初分派的调研任务,以新形势下我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调研为主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先后赴兰州、天水、平凉、庆阳、张掖、武威等地开展实地调研,并通过疑难案件与系统查阅资料、文献和统计数据的形式,对新形势下我省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随后,在对系统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省实际和省委的年初部署,根据中央政法委年度各重要会议精神,以及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撰写本调研报告。

    本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现阶段我省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总体呈现出的新特点及深层次原因分析;第二部分是我省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主要做法、效果和存在问题;第三部分是新形势下我省社会矛盾多元化解的理念与机制创新探索。

    一、现阶段我省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总体呈现出的特点及其深层次原因分析

    (一)总体状况

    总体而言,我省社会矛盾纠纷基本面取向平稳,诸多不稳定因素在可防可控幅度内,对潜在不稳定因素有预判和预警机制。从数据来看,全省共有人民调解组织21265个,各类人民调解员近119630人。2010年以来,全省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各类矛盾纠纷128万件,调解成功125万件,调解成功率达98%,仅2015年调解纠纷达25.4万件,比2010年增长了1.47倍。单就从2014年至2016年看,省司法厅统计调解案件数为664456起,调解成功654970起,涉及当事人1412189人,其中疑难案件25202起,涉及财产数额1217214.1元。这其中,由社会组织调解的案件数为21595起,占总调解案件比例为3.25%。从案件来源看,主动调解案件274021起,占总案件比例41%,依申请调解案件380314起,占总案件比例57%,接受移送案件10121起,占总案件比例1.5%。排查纠纷184738起,预防纠纷129184起。

    另外,从对调研数据的分类来看,新类型社会矛盾纠纷涌现,涉及征地拆迁、交通事故、医患纠纷、信访上访、环境污染、物业纠纷等案件增多。在所有人民调解的矛盾纠纷中,婚姻家庭纠纷124159起,占总比18.7%,邻里纠纷196129起,占总比29.5%,房屋宅基地纠纷31816起,占总比4.7%,合同纠纷20573起,占总比3%,生产经营纠纷22736起,占总比3.4%,损害赔偿纠纷46353起,占总比6.9%,山林土地纠纷38175起,占总比5.7%,征地拆迁纠纷30321起,占总比4.5%,道路交通事故纠纷23811起,占总比3.5%,除此之外,环境污染纠纷4629起,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5742起,消费纠纷2766起,医疗纠纷2582起,物业纠纷7969起。由此看来,传统矛盾纠纷数量稳定的同时,新兴社会关系中的矛盾纠纷开始增多,尤其是涉及征地拆迁、环境污染、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医疗纠纷等案件,处理不好极易诱发大范围不稳定因素或群体性事件。

    (二)特点与原因分析

    总体说来,现阶段我省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呈现出潜在性、偶发性、复杂性等特点。

    首先,潜在性。即从目前总体形势来看,虽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大面积的社会矛盾,但因为存在很多不稳定因素,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紧张关系,所以潜在性的社会矛盾一直存在,不可掉以轻心。

    其次,偶发性。目前有很多防控手段,从综合治理到三调联动,基本上在总体上实现了对社会矛盾的排查与防控,但在风险社会的影响下,有很多社会问题会在不特定时间和不特定人群中出现,具有很强的偶发性,使人防不胜防。

    再次,复杂性。我省社会矛盾和社会稳定方面,有很多因素和既定标签,比如民族地区、宗教地区、经济欠发达区域、城镇化建设等因素,加之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矛盾纠纷协调与化解等方面各种因素交织,使得我省社会矛盾问题具有非常强的复杂性,预判、预警和处理问题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通盘考虑,马虎不得。

    分析我省现阶段的社会矛盾与社会稳定的总体特点,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丛生并发。从全球社会发展来看,进入风险社会,不可能存在没有风险和社会矛盾的国家和地区,我们需要用风险防控的角度来看待社会问题与社会风险。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来看,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领导集体戮力推动改革创新,总体的社会转型尚未完成,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这是我省社会矛盾纠纷研判的基本起点。

    第二,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群体并生,导制冲突加剧。在推进改革过程中,势必会触及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李克强总理所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更难,在改革推进过程中,一部分人的利益必然受损,受损方与受益方会产生利益冲突,演化为社会矛盾。比如征地拆迁过程中的维稳维权,不能简单做出二元判断和进行站队式认定,而应该以法治理念予以判断,看何者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第三,新技术与旧手段之间摩擦增大,导致很多问题隐而未发。新媒体与新技术广泛使用让目前的社会矛盾在起因、过程和效果上与前大有不同。微博、微信、网络软件和各类手机APP等新媒体和新技术的应用,往往突破了此前风险防控的手段和范围,使得很多公共空间的小事会在短时间内瞬间放大,并引起迅速扩展和爆发,而目前对此的技术防控与应对尚嫌不足。与此同时,旧的防控理念和手段不适应新要求。旧有的防控手段主要是堵、截等方式,比如针对信访案件的截访劝返,或者进行人盯人的方式,在预防方面主要依靠人民调解、网格式管理等方式,往往需要等待事件已经发生之后才采取行动,针对新的矛盾纠纷的发生和发展,旧的防控手段已经显得捉襟见肘,需要进行更新。就网络防控而言,虽然采用了网络监控和舆论引导等方式,但基本逻辑还是旧有防控手段下的,等待事态已经发生之后进行的干预,效果往往不是最好的。另外在新的防控理念、新的技术手段的应用方面,比如大数据的使用,网络平台的应用,甘肃省总体是落后的,不能满足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

    最后,专业性、社会性应对力量不足,化解排查预防效果有待提升。从全省来看,就人民调解而言,新型矛盾纠纷的大量出现,使得人民调解员在知识、权威等方面均无力胜任。全省共有11.6万名人民调解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调解员总数的43.7%,队伍数量不少,总体质量有待提高。在涉及征地拆迁、医疗纠纷、交通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新兴矛盾纠纷的化解问题上,需要非常精细化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乃至政治素养,而目前的人民调解员队伍在这方面是无法胜任的,这就在相应的案件化解、排查和预防方面鞭长莫及爱莫能助,虽然在预防群体性事件、群体械斗和民转刑案件中人民调解工作效果明显,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职能转移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机制在我省尚未推开,导致社会力量并未有组织专业化的介入,也是造成上述特点的原因之一。

    二、现阶段我省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主要做法、效果和存在问题

    (一)主要做法与效果

    目前我省社会风险防控手段突出的理念就是在维护稳定的框架下实行综合治理,各个部门联防联动,在特定时段、针对特定人群和特定矛盾予以预判预警和处理。在矛盾化解方面,主要的机制是三调联动,即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机结合,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充分发挥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总体的框架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社会治理,在风险防控和矛盾纠纷调解方面,将社会矛盾排查任务主要分解到各个部门的工作之中,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协调和推进工作进行。

    在人民调解上,逐步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构,同时提高人民调解的规范性和专业化建设。尤其是初步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配备专职调解员,这是岗位购买的新形式。在人民调解的办公用房、办公条件、硬件设施配备方面,做了大量的推进工作,使基层司法的两所一庭建设水平得到逐步改善和提高。在专业调委会的建设方面也做了大量的推进工作。

    效果上,就我省而言,按照《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已经建立健全了较为完备的各类纠纷调解组织,目前的社会风险防控手段和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对已发生事件有较好的防控,这是积极方面的成果。2014年至2016年,人民调解化解的各类社会矛盾纠纷中,成功化解民转刑案件848件,涉及2751人,化解群体性上访事件2088起,涉及31530人,化解群体性械斗事件241起,涉及2532人,很好的预防和处理了已经发生的诸多可能恶化的社会矛盾。

    但从总体来看,对尚未发生和可能发生的事件目前并没有较好预警与防范能力。这与目前的风险防控的视角有关,社会矛盾纠纷,应该属于社会建设和社会发育中的问题,应该是全社会共同负责的问题,而不应该仅仅成为政府部门的工作责任,因此,在治理过程中,也应该以社会力量化解社会矛盾为主,而不是以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行为主。维护稳定作为当前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任务,也更应该深入一步,既要将诸多不稳定因素提早发现提早解决,更要用社会化的思维面对和化解这些不稳定因素,在这里,政府需要提供的是政策倾斜、资 金支持和法治保障,而不是凡事都事必亲躬亲力亲为。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的问题在于根本上的多元性不足,社会化力量和因素考虑过少,具体而言,存在问题如下:

    第一,主要依赖行政干预,社会自主参与不足。目前的社会矛盾调处和动员主要依靠行政干预,将其作为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来对待,不论是维护稳定前提下的综合治理,还是具体而言的三调联动,都是行政主导下的政府动员,这种动员具有广泛性,也存在路径依赖,即往往根据部门划分来设计条块,动员过程中需要政府支付相当的财政和政策资源支持,这些钱和政策在实际运行中,能不能花到社会最需求的地方?能不能用社会最需要的方式来花?都经过了层层制度设计,反而使得很多行政性经费撒了胡椒面,好钢用不到刀刃上,有钱花不了,有钱不敢花,该花钱的地方花不出去,花了的钱效果不明显等等问题,都与行政干预的方式和角度有关。从根源上讲,社会矛盾不是政府的矛盾,政府的职责在社会治理而不是矛盾调处,矛盾的基础在社会层面,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关注的问题,政府只是提供资源、专业监管和法治监督的角色,而目前真正的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不仅居民群众在矛盾纠纷中未真正参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更是少之又少,真正参与其中的群众和社会组织又得不到政府有力的支持,这对社会矛盾的总体防控是不够的。

    第二,体制内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相互之间衔接不够畅通三调联动需要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能够综合协调,以解决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为最终目的,但分属于不同行政业务条块,目前虽然在逐步化解其中衔接不顺畅问题,但效果仍不明显。拿人民调解来说,不仅仅需要加强自身力量建设,比如明确人民调解的责任制,因为目前司法行政部门仅有指导职责,推动起来势单力薄,应建立如普法责任制谁执法谁负责一样的责任体制,在司法行政部门的责任制领导下,由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推进。同事,需要在调解开始时实现诉调对接检调对接,调解之后申请司法确认之后,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时就需要执行中警调对接,确保经过法律确认之后的调解协议能够顺利执行,更便利与当事人选择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减少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这一问题仅仅靠在各单位设置人民调解室和人民调解员是不够的,还需要以大调解格局的建构为基础进行机制创新。

    第三,矛盾纠纷调处上以被动防御为主,主动出击不足。目前将社会矛盾纠纷往往界定为政府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而未将其界定为社会发育本身需要尽力避免和予以处理的问题,这就使得矛盾纠纷的调处在根子上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而不是全社会的义务。并且在调处过程中,往往是纠纷出现冲突升级为事件或事故之后,政府部门全员出动,动员各方力量参与化解,然而很多社会矛盾纠纷发生在日常的生活之中,调处机构由于其官方身份(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和工作习惯(人民调解),基本上以被动防御为主,主要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矛盾纠纷,或者在不告不理的法律逻辑下行事,而很少主动深入到基层社会之中,对已经存在的各方利益诉求和潜在冲突进行了解掌握,予以适时化解,即所谓主动出击不足。追踪很多社会矛盾纠纷案件就会发现,起发生往往起因于某个环节的小事甚至只是当事人的情绪疏导、社会支持、社会关系除了问题,但针对人民群众的情绪疏导、社会支持和社会关系的关注与修复这些主动性的社会服务,目前做的不够,就会导致有了火苗才会去扑,而没人去关心火星子的状况。

    第四,制度保障和财政激励各地执行不一。由于以政府为主导的动员模式往往以政府财政制度保障和激励为基础,但各个地方的执行不一,导致并未有预定的效果。比如人民调解案件补偿制度,虽然写在《人民调解法》中,由县级财政负责落实,但县级财政则需要出具县级出台的专门性文件才予以执行,由于《人民调解法》中并未写明对不落实情形的法律责任,使得实际过程中行政规章架空基本法律的同时,让既有的制度保障和财政激励落空,这就在基础上让人民调解制度在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调解过程中动力不足,以致最终效果不佳。这既是法律执行不畅的问题,也是立法和执法技术层面的问题,更是基层政府缺少法治思维和法治理念的问题,需要予以明确对待和重点解决。

    三、新形势下我省社会矛盾多元化解的理念与机制创新

    中央的新部署与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对人民调解工作作出部署,明确要求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这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人民调解工作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多次发文,要求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方面,要主动深入到矛盾问题多、工作难度大的地方开展排查,特别是对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损害赔偿等常见性民间矛盾纠纷,要尽早发现苗头,及时就地调解,把矛盾纠纷消除在源头、化解在基层。要主动适应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发展变化的新特点,积极拓展人民调解领域,有效解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安全、物业管理、电子商务等领域发生的矛盾纠纷,努力做到应调尽调回应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化解矛盾纠纷的新需求,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

    在三调联动模式中,人民调解因为具有人民性、基层性所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人民调解工作能否发挥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关键要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组织网络,做到哪里有人群,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哪里有矛盾,哪里就有调解工作。要紧密结合司法改革,加快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机制,形成分工合理、权责明确、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体系。要按照网格化服务和便民利民的需要,建立健全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积极发展企()业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健全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更好地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要认真做好人民调解员的选任工作,注重借助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大力发展专职人民调解员队伍,着力提高人民调解队伍的素质和能力。要建立健全与人民调解法相配套的制度体系,把人民调解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对人民调解的部署上,中央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及时帮助解决影响和制约人民调解工作发展的困难和问题,关心、爱护人民调解员队伍,为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切实增强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加强对人民调解组织、队伍、业务和制度建设的指导。基层人民法院要通过组织人民调解员旁听庭审、依法确认调解协议、聘任人民调解员为人民陪审员、设立人民调解指导员等措施,加强对人民调解常态化业务指导。 

    201610月南昌会议上,孟建柱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重要指示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创新引领,积极推动理念、制度、机制、方法创新,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努力实现对各类风险从被动应对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孟建柱在会上讲话时称,现代社会,政府单打独斗已不适应人们对公共服务需求多样化、社会问题复杂化的新形势。政府、市场、社会只有分工负责、良性互动,才能共同治理好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政府要保持必要的谦抑。孟建柱强调,把政府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效果可能会更好。

    据了解,北京、四川等地近年成立多元调解发展促进会,培育、发展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在化解医患、劳资、物业、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矛盾纠纷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组织是现代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要推动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加快培育与现代社会治理结构相适应的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支持行业协会商会类组织发展。同时,市场机制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政府要善用市场思维和机制,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外包、保险等方式化解矛盾、防控风险,提高社会治理市场化水平。

    中央对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做出的新部署和提出的新要求,明确要求我们在理念、制度和机制方面进行创新,尤其是打破既有的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以适应新要求新动向的理念与方法开展社会稳定的维护工作。

    (二)如何保证体制内的理念与机制的创新

    1.要确保社会矛盾多元化解理念与机制的创新,要以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贯穿始终

    坚持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不简单地是按照法律办事,而是明确公权与私权的法律边界,公权力始终要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可为,要把公权力装进法律的笼子里,杜绝权大于法权高于法的不正之风。对于人民群众而言,要始终坚持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基本原则,针对民众和社会组织调处各类社会矛盾的做法,要鼓励和支持,不能以行政命令搞一刀切。坚持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就是要将制度建设落到实处,这里不仅仅是按照规矩办事,而是要明确宪法法律的至上性,要明确在各类规则体系中,不得有高于宪法法律、绕过宪法法律和架空宪法法律的部门规章或领导意志存在,切实加强宪法法律的刚性治理。

    2.科技手段和大数据平台的深入应用,加大信息化、网络化、智慧化平台的推广使用

    诚如马云前不久应政法委邀请面向广大政法干警所作的讲座所言,在已经进入到信息化时代的当下,思维和手段都需要同步跟进,尤其是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可以从人的数据基因角度分析和防控各类社会矛盾。在调研走访中,我们发现,各类信息平台和软件平台并不是没有,几乎各个部门都有单独开发的信息平台,而各个信息平台在应用方面层次不齐,这里既存在一个如何整合的问题,也存在如何有效利用信息平台,开发更具有亲和力和更具有智慧性的人机交互人网交互系统,这需要我省在创新方面总体设计推进。

    3.整合体制内各方力量,协调好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各个关键环节

    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公调对接等问题上,要具体研判形势,整合各项政策措施,特别要规范驻法院、法庭、公安派出所、交巡警大中队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设立、管理和运作。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具体衔接配合的工作机制,特别在矛盾多发的医疗、环境保护、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领域,各类调解力量需要加强协调配合。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和规范,加大各级调解组织的建设,培训专职的人民调解员,做到人民调解员队伍与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融合。此外,针对已有的政策措施,要逐项核查确保在制度尤其是财政制度上的支持和激励,只有制度保障和财政激励落到实处,具体的工作才能真正在基层予以落实和推进。

    (三)司法社会工作介入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探索

    习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更多的社会福利,而社会工作就是国家层面转移社会福利的制度设置。2010年《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要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为未来10年内国家人才队伍建设的六大人才之一,201119个中央部委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业、社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卫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人口计生、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领域配备专业社会工作人才,2012年出台《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提出2020年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要达到300万,目前缺口巨大。在国家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规范中,犯罪预防、禁毒戒毒、矫治帮教、纠纷调解和应急处置等属于司法社会工作范畴,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了非常好的实践探索,其基本的发展路径就是用司法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介入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就是把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进入到司法工作领域。要推动司法社会工作发展,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1.要把社会组织参与多元治理的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如孟建柱书记所指出的那样,要把政府不擅长、做不好的事情交给社会组织去做,效果可能会更好,因此,现阶段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进行研判,哪些事情属于政府不擅长的、做不好的,将这些事情以政府转移职能的形式进行项目外包,由社会组织来承接;另一方面要从政府预算和财政体制改革的角度设计推动这些事项顺利开展的新机制新做法。最低层次上,要让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中来,这是社会矛盾纠纷社会自治的视角,在最高层次上,要上升到十八大以来强调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多元治理的角度上来,达到社会组织与政府在社会矛盾纠纷和社会风险防控方面的一种共治状态。

    2.用司法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推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机制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要实现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求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框架下推动社会治理,目前的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动员度不够,因为并不是要政府带着社会和公众去进行社会管理,而是要将社会公众纳入到多元治理的主体中来,充分调动社会和公众的自主性、积极性,实现社会问题在社会发育下的社会自治。社会工作作为一项专业的助人的职业,司法社会工作就是要在司法工作中突出专业的服务理念和方法,突出恢复性司法理念,用以人为本的方式开展基层司法工作。司法社会工作一个重要的路径就是让具有司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能力的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来,完全以引入社会力量的方式,让其承接政府服务项目,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人性化的、专业化的服务。司法社会工作类社会组织由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专业社工力量组成,能更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做好最基础的服务工作、心理情绪疏导、社会支持系统建构、社会关系恢复等,也能主动发现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于未发生之前,真正做到社会矛盾排查的主动出击,同时也是以专业化服务的理念替代了维护稳定的理念,老百姓更容易接受,效果更好。

    3.开发转移政府职能的司法工作服务项目

    当然,专业服务不能只是志愿服务或者义工服务,是要为老百姓提供社会福利的一种服务,具体而言,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开发转移政府职能的司法工作服务项目,即把此前花不了的、花不好的、花了没效果的钱重新规划,以提供专业服务的方式,通过社会组织的服务项目,花到老百姓的事上去。比如在矛盾排查、纠纷调处、犯罪预防、禁毒戒毒和社区矫正等领域内,可以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将一些政府做不好和做不了的工作,交给专业的司法社会工作社会组织来做,初步的探索,可以采用委托、竞争性谈判、竞标等形式进行。对具体的服务项目设计之后,制定专业的督导和评估策略,对社会组织开展专业服务过程和效果进行专业监督。同时,在财政预算和项目经费使用中,应该以鼓励引入社会组织进入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精神予以适应性调整,从社会组织的发展角度来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本身就是在开发新的就业机会,提供新的参与治理的力量,让其更好发挥专业性服务性的功能,最终实现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和预防,促进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

    (本文为2017年甘肃政法学院与甘肃省司法厅智库项目《几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编辑:张仲旺

    上一条:张小军:西北地区中等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保障路径分析 ——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 下一条:陈灿:丝绸之路甘肃段文化旅游资源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关闭

版权所有:甘肃政法学院法治甘肃建设理论研究中心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安宁西路6号